智慧之窗: 基督教與哲學是對立的嗎？

2024年2月

馬克偉

我們知道，西方文明是建立在猶太─基督教信仰之上的，「兩希」文化構成西方文化的核心。那麼，猶太─基督教尤其是基督教究竟如何影響了西方文化而成為其核心？談到基督教與哲學，我們可以進一步更具體地問：在基督教信仰統治下的中世紀，基督教對哲學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從而使哲學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而哲學反過來又怎樣影響了基督教？總體而言，從理論上看，也許我們不能斷然地說，如果沒有基督教，哲學就不可能提出它在中世紀提出的那些影響深遠且改變了哲學方向的問題和相關思想；但是，從歷史事實上看，恰恰只是在與基督教信仰相遇、碰撞的過程中，哲學才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問題，打開了新的維度。而在基督教神學產生和最初發展的時代裡，希臘哲學特別是柏拉圖主義深刻地影響了它。沒有對哲學的全面認識，人們就既不能理解基督教的學說如何歷史地形成，也不能達到對基督教學說在當代的真理斷言的一種獨特的、有根據的判斷。缺少了哲學素養的意識，人們就不能恰如其分地──在向獨立形成判斷的過渡的意義上──完成從對基督教教義的歷史批判詮釋向系統神學的過渡。這裡涉及的不是依據這種或者那種哲學，而是從對神學和哲學之概念形成的歷史的研究中產生的問題意識。

哲學與宗教

那麼基督教與哲學兩者間到底是一種什麼關係？一方面來看，哲學的起源與宗教密切相關。哲學的產生依賴於宗教，它是作為對宗教傳統所斷言的東西的批判性反思。就哲學與神學的關係而言，這是一個基礎性的事實。哲學對歷史上先行的宗教事實的依賴性隨着近代歷史意識的出現才在其根本的意義上受到重視。在西方哲學的起源中，哲學思維與宗教傳統的關係是一種根本上批判的關係。

另一方面，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基督教與哲學的相遇，產生了一種特殊的哲學形態，這就是所謂「基督教哲學」，它的產生意味着西方哲學進入了第二個時期。這是一個特殊的時期，因為它不像希臘哲學或者近代哲學那樣完全由哲學本身規定自己的方向與進程，而是與基督教信仰一起塑造了一段持續逾千年的特殊形態的歷史。中世紀構成了這段歷史的主體部分，所以人們通常也把這段時期的哲學稱為「中世紀哲學」。

基督教哲學

「基督教哲學」在基督教信仰與哲學相遇之後就產生了，但是這個概念卻是一個現代人的概念。它是由著名的中世紀哲學研究專家吉爾松在20世紀30年代初提出來的。這個概念首先被用來表達西方哲學的一種歷史形態，即中世紀時期的歐洲哲學。哲學有不同的歷史形態，因而也就是說，有各種形態的理性真理體系。吉爾松把哲學在中世紀的現實形態稱為「基督教哲學」。在他看來，有一種哲學，或者說有一種理性真理體系以「基督教哲學」這種形態存在。它之所以是哲學，是因為它是理性的，而它之所以是基督教的，則是因為如果沒有基督教，那麼它的出現與存在就是不可理解的。

如果人們想系統了解神學與哲學充滿變遷的關係史，那麼，應該考慮二者的關係在根本上能夠接受哪些形式。先行考慮在神學與哲學的歷史上實際曾經出現過哪些類型的關係是有益處的。西方學者將歷史上神學與哲學的關係歸納為四種，即：1、人們曾經把哲學與神學的關係設想為對立；2、另一方面，人們又試圖把二者等同起來；3、人們曾經把神學置於哲學之上；4、或者反過來，把哲學置於神學之上。除此之外，還可以在哲學與神學之間的關係史中給它們附加上某些立場。

神學的婢女

由於篇幅關係，筆者將分成四篇文章進行討論。本篇文章討論第一種關係，即神學與哲學是對立的。這種觀點認為，基督教的學說與哲學毫不相干，與哲學思維的任何結合都將以基督教學說作為啓示神學的真實性為代價。哲學與其說是理性的一種獨立活動，不如說是信仰的工具與附庸。這一觀點的鼻祖是德爾圖良。他在其著作《異端法規》中寫道：「雅典與耶路撒冷有什麼相干？學園與教會有什麼相干？」他認為，對於上帝在基督裡面的啟示來說，問題只在於信仰，沒有任何東西超出信仰。他在談到耶穌被釘十字架後復活時說，這復活之所以是確定無疑的，恰恰是因為理性判定這樣一個事件是不可能的。因而後人把另外一句名言也歸於德爾圖良，「正因為荒謬，我才相信」。

另一位認為神學與哲學是對立關係的人是教宗七世的顧問達米安。他在《論上帝的全能》一書對《申命記》二十一章10-13節進行詮釋時描述了神學家應當怎樣利用哲學。首先，他剃掉哲學的頭髮，亦即無用的理論；然後修剪哲學的指甲（迷信的作品），再脫去她的舊衣服（異教的）傳說和神話，只有這時才拿她做妻子。但即使是這樣，她也必須依然是僕人，不是走在作為其主人的信仰前面，而是追隨在信仰的後面。對這句話的這種詮釋構成了中世紀把哲學當作「神學的婢女」來看待的出發點。在神學與哲學對立這一論題的諸權威中，經常被提到的還有馬丁路德，這是因為他關於理性在信仰陳述中的盲目性的判斷，這些判斷在理性是妓女的著名稱謂中達到頂峰。

積極的關係

然而，所有這些神學家儘管對於哲學言辭激烈，卻都絕對不拒絕、不避免在神學中運用哲學。例如，德爾圖良在某些方面追隨當時佔統治地位的哲學學派斯多亞學派的觀點，尤其是斯多亞學派的精神學說及其關於精神的形體性的觀點。在達米安那裡，總歸這一點是清楚的，即他並不一般地拒絕辯證法，而是僅僅拒絕辯證法對於神學的那種無限制的獨立性。最後，路德在其早年曾表示自己是奧卡姆主義者。路德關於哲學及其在神學中的應用的批判性判斷，所針對的首先是亞里士多德。與此相反，路德可以把瓦拉和威克里夫的斯多亞主義論題──一切都是必然地發生的──當作上帝及其預旨的全能作用的描述來捍衛，並由此招致一種指責，說他是一種斯多亞主義宿命論的追隨者。

因此，作為神學與哲學之間的一種根本對立的見證而得到援引的這些觀點，若加以更詳細的考察就表現出，啓示信仰與哲學之間、信仰與理性之間的關係是充滿張力的，但並不是說二者之間就不存在任何積極的關係。因此，我們認為，關於神學與哲學之間的一種純粹對立的觀點將被認定為極端的。神學總是還依賴於應用理性，僅僅因此就已經不能完全放棄與哲學的討論，因為哲學思考是理性的高級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