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
王克美
以前讀過朋霍費爾（Dietrich Bonhoeffer，又譯作潘霍華）的神學著作《作門徒的代價》，深為他在二戰期間的選擇、為別人背起十字架、以殉道來證實自己的信仰而折服，因而充滿期待地翻開這本書。漸漸地，我被作者帶進了歷史的車輪，越滾越快，幾乎有喘不過氣來的感覺，難以放下，同時因為知道結局，更有一種難以卒讀的緊張。
時代背景
一戰的戰敗造成了德國可怕的通貨膨脹，德皇被迫退位；蕭條與混亂使德國民族處在激變的旋流中。
朋霍費爾成長在這樣充滿災難的環境下，出身書香世家，又有許多出自猶太名門的朋友，他卻在14歲就下定決心，要成為神學家。在柏林大學求學的三年，他只花了一年半的時間就完成了博士論文；到24歲時，他已經就任柏林大學系統神學的講師；在神學學術領域，展現在他面前的是輝煌的前程。
很快德國人厭倦了共和國議會的混亂，他們開始渴望能夠重新出現一個政治強人，可以回到穩固而又備受崇敬的德皇時代。德國人民大聲呼求次序與領袖，但他們所召喚來的卻是魔鬼。1933年年初，希特勒正式就任德國民選的總理，在他當選兩天後，朋霍費爾這個年輕的神學家就一針見血地指出，這個政權賴以存在的哲學理念是錯誤的，「元首至上」的觀念是對領袖概念的嚴重曲解。
同年四月，希特勒頒布了「雅利安條約」，其中規定，政府僱員必須具備「雅利安」血統；所有猶太後裔都要被迫離職。如果德國教會遵守這條命令的話，所有猶太籍牧師都會被迫離開服事的崗位。
德國教會的角色
德國教會當時正處於混亂之中。部分教會領袖覺得教會應當跟納粹和平共處，而大部分的德國人、甚至基督徒都站在錯誤的一方左顧右盼，想盡辦法討好當權者，以至於反對「雅利安條約」的時機一去不返。許多年以後，以希特勒「個人囚犯」被關在集中營裡的牧師尼默勒寫下了這段不光彩的名言：
他們首先對付的是社會黨，我一句話都沒說——因為我不是社會黨員。
然後他們對付的是工會，我一句話都沒說——因為我不是工會會員。
接著他們對付的是猶太人，我一句話都沒說——因為我不是猶太人。
後來他們要對付的是我，這時已經沒有剩下任何人可以替我說話了。
朋霍費爾的選擇
早在希特勒當權前幾個月，朋霍費爾就曾以「我們也不知道怎樣行，我們的眼目，單仰望你！」（《歷代志下》廿章12節）這節《聖經》經文作為他講道的主題。這個默想盤旋貫穿他的一生。朋霍費爾認為，教會的任務是重新聆聽《聖經》的信息。
當戰爭不可避免的時候，朋霍費爾在國外的一些朋友希望他離開德國以保全生命；甚至1935年他的朋友已經把他帶到了美國。然而他還是決定返回德國，在世界大戰爆發之前，他要與教會裡那些備受壓迫的弟兄和門徒站在一起。他曾寫信給友人說：「如果這次我不和我的人民分擔磨難，那麼戰後我將無權參加德國的基督徒生活的重建……德國的基督徒將面臨可怕的選擇：要麼讓他們的國家戰敗，以保存基督教文化，要麼讓他們的國家獲勝，以毀滅基督教文化。」
法國的淪陷使部分德國人以及軍隊將領意識到，希特勒是以德國的勝利來毀滅德國，於是德國地下運動開始了刺殺希特勒的計劃。朋霍費爾也秘密地參與其中，因為他堅定地認為，反對暴政不僅是基督徒的權利，也是基督徒對上帝應盡的義務。但是刺殺計劃在陰差陽錯中流產，大戰結束前兩年，朋霍費爾被捕入了集中營。
朋霍費爾認為，自己以及所有德國人都必須甘心承擔二戰德國罪惡的後果；他知道，除非德國人心存悔改，否則德國就永遠無法復原。
「上帝應許亞伯拉罕，如果所多瑪城裡有十個義人，他就不會毀滅那城，所以我希望上帝會因為我們的緣故而不毀滅德國。」
1944年4月9日，朋霍費爾被希特勒親自下令，由黨衛軍處死，與此同時，他的哥哥、妹夫也分別被處決。
結語
歐洲終於恢復和平，但是疑雲並沒有消失。何以路德這位偉大的福音教師的教會，會淪落到如此地步？何以整個教會會令人震驚地投降在希特勒的政權之下？
二戰前的德國教會，認為恩典只是抽象地承認「上帝赦罪，這是祂的職責。」這對今天的我們，是何等振聾發聵的警鐘啊！
合上這本厚重的書，我心中的疑雲也得到了答案。希特勒的自殺，拉下了二戰可怕猙獰的幕布。如果朋霍費爾的刺殺計劃成功，他會成為德國人心中的英雄。在德國發生的事是不能以人類標準來衡量的。上帝親自干預了迄今為止最可怕的一場戰爭。也許我們可以說，祂藉著自己一位忠誠、勇敢的兒子的犧牲，來赦免殘暴政權的罪；歐洲文明得以保全、重建，應當歸功於朋霍費爾生與死的鼓舞，歸功於那些與他一同死去的人的鼓舞。
我想起了施洗約翰，他一生沒有行過任何神蹟，最後還死於一個婦人愚妄的憤怒，在人看來，他死得毫無價值；朋霍費爾死於一場失敗的刺殺計劃，上帝攔阻了它。他們的死，是超乎人類的價值評估的，我們只能驚嘆上帝的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