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
莉安
在不斷呼籲消除同性戀歧視的進程中，另一種歧視產生了，那就是對不支持同性戀關係、不支持同性戀婚姻合法化的人的歧視，甚至只要表露出對同性戀關係的一點點意見，都可能招來滅頂之災。
不隨主流就被扣帽子
上世紀後期以來，西方世界的LGBT（同性戀、雙性戀及跨性別者）群體，積極地為自己爭取社會地位，不管在國家的法律支持方面，還是在社會包容度方面，都已經取得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荷蘭、英國等眾多歐洲國家，早已實現同性婚姻合法化；兩年前，美國最高法庭大法官投票，也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即使在尚未實現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西方國家如澳大利亞，同性伴侶也擁有跟異性伴侶幾乎一致的權利，諸如收養孩子、人工受孕等等。任何個人與組織，更不得以某人的性取向為由，對其施加不利的舉動。
在社會包容度方面，人們對同性戀者的態度基本與對其他人無異。電視劇、商業廣告等，常常有同性伴侶的影子。正如Katherine Hudson——澳大利亞性平權組織的骨幹之一所說：「如今支持同性戀的人，已經成為西方社會的主流了。」不支持同性戀的人們，被扣上「恐同者」、「頑固分子」的帽子；如果他們公開表露自己的立場，周圍的人、平權組織和各大媒體，很可能群起攻之，他們甚至會被告上法庭、吃官司。
在2013年，意大利商人Guido Barilla就因此惹上麻煩。他是著名意粉品牌Barilla的董事。在一次電視採訪中，Guido被問到，為什麼他的意粉廣告裡從來不出現同性伴侶。他答道：「對我們來說，『神聖家庭』的概念是我們公司的核心價值……我不會用同性伴侶的家庭拍廣告，不是我不尊重同性戀者，只要不干涉他人，他們有權做任何想做的事情，但是我不贊同他們，我覺得我們願意跟傳統的家庭合作。」這話在西方世界引起了軒然大波。人們紛紛在臉書、推特等各種社交媒體上討伐Guido，並恨烏及屋，批評他的意粉有多麼難吃，甚至呼籲抵制所有Barilla牌的意粉。
越來越多的人，因為不支持同性戀而惹禍上身。比如，基督徒的婚姻觀，是一男一女的結合。當基督徒麵包師們，被要求為同性婚禮製作蛋糕，或者在糕點上寫「支持同性婚姻」，他們拒絕服務，結果這些麵包師們被以「歧視」的罪名告上法庭，受到高達十幾萬美金的罰款；有的甚至接到死亡恐嚇或者被迫關門。這樣的案件已屢次出現在愛爾蘭、美國和加拿大等國家。長期以來標榜「宗教自由」和「言論自由」的西方世界裡，對同性婚姻的膜拜已經超越了前二者。
不公平到了何種程度
美國基督徒Theodore Shoebat做了一個小實驗。他一連造訪13個支持同性婚姻的麵包店，請他們做一個寫著「同性婚姻是不對的」的蛋糕，結果他不僅遭到拒絕，還被當場辱罵，事後遭到死亡恐嚇。他把這一切用隱藏的攝像機拍了下來。
他並沒有將這些麵包店，以「歧視」的罪名告上法庭，他只想讓人們看到，這個社會在對待「性平等」的問題上，已經不公平到了何種程度。「基督徒不是恐同者」，他在自己的網站上寫道，「愛他們不也意味著應該誠實地告訴他們『同性戀其實很危險』嗎？」
Shoebat所說的「危險」，指的是同性性行為可能導致的後果。據CDC（美國疾病防控中心）稱，LGBT人群比一般異性戀者更容易出現健康問題，比如男同性戀、雙性戀及其他男男性交者，患直腸癌的概率比一般異性戀男性高出17倍。
同性父母養大的孩子
Millie Fontana是由同性伴侶撫養長大的無神論者，她愛她的母親們，但她內心深處渴望認識自己的生父——她的另一半血緣。這種渴望促使她發聲反對同性婚姻。
她說：「從小我就想要有個爸爸，甚至在明白『爸爸』是什麼之前，我就有這樣的感覺。我愛我的拉拉母親們，但在學校裡，看到其他孩子跟他們父親之間的愛，我意識到我缺失了一樣很特別的東西。」她從小常常看著鏡子，猜想她綠色的眼睛和某些個性從何而來，然而她的母親們告訴她，她沒有爸爸，或者是她們不知道她爸爸是誰。直到11歲，她終於見到父親，她才知道自己一直生活在謊言裡。「她們怎麼能任意決定我應該知道哪些事情？」Millie說。
她後來不得不求助於心理醫生，才從沒有父親的陰影裡擺脫出來，然而按照今天的定義，批評同性戀者給孩子造成父母角色的缺失，被認為是「歧視同性戀」。「如果是這樣，我的心理醫生怎麼能幫助我呢？」Millie說，「怎麼會有心理醫生冒著被告上法庭的危險，斗膽對我的問題作出診斷呢？沒有人在支持同性婚姻之前考慮這些。要求絕對『性別平等』是極端的少部分人，他們試圖消滅『性別』本身。」
「LGBT的權利爭取者們，不會想聽像我這樣的孩子的話，他們說『愛就是愛』只要兩個人有愛就可以結婚，因為沒有人願意直面『彩虹』的另一端——不快樂的一面。在我們這個社會，還不願把和我一樣的孩子納入這一場辯論當中，當人們還未停止羞辱我們這群孩子之前，不應該急著實現同性婚姻合法化。」
像Millie Fontana一樣，來自美國的Katy Faust，也是由兩位拉拉母親撫養長大的。在美國最高法庭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前，Katy曾給首席大法官Kennedy寫了一封公開信，請求他把同性父母的孩子們的需求考慮進去。她寫道：「親愛的肯尼迪法官：六月就要來了，隨之而至的，是您對我們這個時代最有爭議的政治話題的審判——婚姻。之所以給您寫信，是因為我是眾多由同性父母養大的孩子之一，而我們相信我們應該去保衛『婚姻』。您曾說『那些孩子們（同性父母）的聲音是重要的』，我相信您是對的。我想要解釋，婚姻的重新定義，將如何剝奪這些孩子們的最基本權利……」
她認為「婚姻」如何定義，不應該由是否滿足LGBT群體的情感訴求來衡量，而是關係到整個社會的家庭結構及千千萬萬兒童們的利益的關鍵。
Katy同樣指出，由於社會輿論的壓力和偏見，像她這樣不支持同性婚姻的觀點很難發出聲音：「這個話題讓我難以開口，因為我愛我的媽媽。我們大多數有同性父母的孩子其實愛我們的父／母親，以及他們的對象。您很少能聽到我們的聲音，因為像媒體所認為的那樣，我們無法在愛我們父母的同時反對同性婚姻。他們通常認為我不應該存在。而我存在著，而且還不止我一個……」
多數人反失話語權
反對同性婚姻的同性戀者也不受他們歡迎。意大利著名服裝設計師Dolce和Gabbana是一對男同伴侶，但他們明確表示反對同性婚姻。在2014年3月意大利雜誌《Panorama》的訪談中，他們表示「發明婚姻的人不是我們。」Dolce說：「每個出生的人都有父母，因此我對人工受孕產子是持懷疑態度的。我稱這些孩子為化學產物、合成兒童、出租的子宮、通過產品目錄篩選出來的精子。然後我們跑到這些孩子面前，試圖解釋他們的母親是誰。（對採訪者）難道你會接受自己是一個化工女兒嗎？生育必須是出於愛的一種行為。」他們說：「不要化工的子孫和出租的子宮：生命自然之流，有的事情是不應該被改變的。」
不出意料地，這些話激怒了LGBT維權者和許多時尚界名人，他們紛紛表示Dolce和Gabbana的「荒唐」言論「讓人震驚」，有的表示從此抵制他們的服裝品牌。
筆者所生活的澳大利亞，是所剩無幾的、還沒實現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西方國家之一，澳大利亞人對這一問題的辯論，在美國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後日趨白熱化。
有一次，當前總理Tony Abbott拒絕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提案之後，所有澳洲的媒體都報導了LGBT群體對總理此舉的憤慨，以及整個社會對LGBT群體的支持；然而，幾乎所有的媒體都選擇了無視社會的另一個聲音：許多人自發送來一束又一束的鮮花，擺放在國會門前廣場，以表示對總理此舉的感激之情。對此主流媒體中幾乎沒有一條報導、一張圖片可循。
在生活裡，我曾看到成人們害怕公開談論同性婚姻這個話題；我曾看到孩子們因為說自己不贊同同性婚姻而被同伴們群起攻之。在不到50年時間裡，不支持同性戀的人，在西方社會已經變成少數，這時，誰又來為他們的話語權站出來呢？也許這是民主不可調和的悖論，但我們都應該謹記現代西方民主的奠基精神，及《伏爾泰的朋友們》中那一句至理名言：「我不贊同你說的，然而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
